近年來，隨著印度經濟的高速成長與快速城市化，城市已成為推動國家發展的核心引擎。根據統計，到2030年，印度城市將貢獻超過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的75%，展現出強大的經濟潛力與發展動能。然而，這股城市化的浪潮同時帶來了巨大的治理挑戰。許多城市面對人口激增與基礎設施短缺，暴露出目前集權治理模式下的種種不足。這凸顯了推動權力下放、去中心化治理的迫切性與必要性，唯有如此，印度城市才能真正達成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平。

首先，印度城市在國家經濟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。當前，城市經濟已貢獻約60%的GDP，並預計持續攀升，但背後卻是功能錯亂與基建滯後的現實。許多城市的發展決策仍由州政府或開發機構嚴密控制，導致地方政府自治權十分有限。以孟買為例，市長擁有較高的城市規劃權限，但在大多數印度大城，地方自治能力較弱，決策效率低下，難以快速回應居民的多樣化需求。這種集權模式抑制了基層治理能力的提升，也限制了城市創新能力與韌性建設，從而影響城市的長遠競爭力。若印度欲在未來2030年前實現城市經濟的全面躍升，必須打破既有體制限制，賦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權，讓決策權下沉，實現更貼近地方實際的管理。

其次，中央集權所帶來的資源與政策制定限制更加顯現其弊端。在新冠疫情期間，儘管印度中央政府集權明顯，然而各州政府憑藉對本地情況的深入了解，在防疫部署上展現了顯著的領導力。過度集中的權力反倒阻礙了靈活的地區應對，減弱了整體防疫成效。此外，在教育政策層面，中央統一的規範往往忽視了州際間的文化差異與多元需求。卡納塔克邦與泰米爾納德邦計劃施行本地特色教育政策，以取代國家統一課綱，明顯突顯了地方政策自主權的價值。若無法落實權力下放，地方政府永遠難以充分發揮其監測、資訊管理及緊急應變的功能，對突發事件的應對也將受限。

第三，權力下放不僅僅是政治結構的調整，更涉及財政自主與公民參與的深化。印度憲法第73和74號修正案推動了地方自治，但在實際操作方面尚存不均衡現象。許多地方自治機構缺乏足夠的財政資源與管理權限，無法有效滿足居民生活與公共服務需求。推動財政權下放，將稅收與資源直接分配給基層政府，不僅能增強地方治理能力，也能激發民眾的民主參與意願，提升服務效率和質量。同時，保障“非正式定居民”獲得水電等基本公共服務，也是實現公平包容治理的重要指標。這種以民眾權益為核心的去中心化，才是真正的城市治理升級。

除此之外，去中心化治理還是推動綠色和包容性發展的關鍵。面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與環境污染，印度城市需建立韌性強大的政策與執行體系。社區主導的氣候行動、環境友善的建築標準、可持續農業推廣，都依賴於有效運作且具權力的地方政府。只有賦予地方政府執行和調節的能力，方能落實綠色轉型，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。國內外發展專家與國際組織均強調，去中心化是推動環境治理與社會包容的根本路徑。

整體而言，印度城市的發展仍面臨結構性挑戰與治理瓶頸。中央政府若能持續提升基礎設施建設，同時放權予地方政府，強化其自主運作能力與公共服務供給，將有效激發城市活力。這不只是權力的簡單轉移，而是涵括政治、財政及行政層面的深刻改革，重塑城市治理結構，使印度城市成為兼具創新活力與韌性功能的經濟有機體。唯有真正實現去中心化，印度才能釋放城市潛能，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繁榮、公平與包容，迎接新世代的城市挑戰與機遇。